从“东坡初心”到“丘濬精神”——丘濬对苏东坡政治思想的传承和发展
2025年04月07日 11:36
文 | 李英华
经统计，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全书提及“苏轼”名字77次(含省称“轼”)，另有6次所谓“苏氏”指苏东坡。此外，还有多处虽然没有提及“苏轼”名字，但其论述显然与苏东坡的相关思想观点有着密切关系。另外，在丘濬《世史正纲》和《琼台诗文会稿》中，也各有多次论及苏东坡。
丘濬虽然推崇朱熹理学，但他能够超越朱熹批判苏东坡的狭隘与偏见，自觉传承“东坡初心”和发展东坡政治思想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，而学界对此罕有研究。拙文只是抛砖引玉，希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引起学界重视。
一、以民为本，藏富于民
苏东坡提出“民者，天下之本”。他认为，统治者对于民众可以亲近而不可疏远，可以敬爱而不可鄙视。若统治者自命不凡，而蔑视民众，那么其政权就危在旦夕了。他指出：“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物无险于民者矣?！? 所谓“舟”，比喻国家政权。政权是否稳固持久，取决于民心是否认同、民众是否拥护。苏东坡进而指出：“惟天子无所恃，恃民心而已。民心携，则天子为独夫。”天子唯一依靠的，就在于民心的认同与拥护。若民心叛逆，不再拥护，天子就成为孤家寡人。因此君主必须敬畏民心，深结民心。
丘濬继承和发展了苏东坡的上述民本思想。他的《大学衍义补》就是一部以民本思想为基石的民学巨著(145万字)。从第13卷至第19卷都是围绕“固邦本”问题而展开论述。包括了11个专题：总论固本之道、蕃民之生、制民之产、重民之事、宽民之力、愍民之穷、恤民之患、除民之害、择民之长、分民之牧、询民之瘼。此外，《大学衍义补》的其它各卷标题，尽管没再明确标出“民”这个字，但事实上，还是鲜明地贯穿了“民本”这一思想灵魂。丘濬指出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这句话，“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，以铭心刻骨者也。”君主不能肆意妄为，虐待百姓，而必须爱抚百姓，为民造福，才能赢得百姓的认同和拥护。
苏东坡的理财观念与他的民本思想关系密切，他说：“民者，天下之本;而财者，民之所以生也?！彼斩氯衔裰谑峭持握叩母?，而财货又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如果统治者与民争利、巧取豪夺，无异于自毁长城、自取灭亡。基于此，苏东坡认为，理财的精义在于畅通财货，而不是从中聚敛。对于那些打着为民谋利的幌子，而实质上却是为自己敛财的贪官污吏，苏东坡给予深刻的揭露与批判。他主张构建一种“义以生利”的社会经济制度。他说：“使天下之利，皆出于义，而民莫不好也。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，非诈无由也?！彼斩孪Ｍ疤煜轮猿鲇谝濉?，借以彰显和批判“使民要利者，非诈无由”的社会现实。
丘濬赞同苏东坡关于为民理财的基本观点。他认为，“所谓财者，谷与货而已。谷所以资民食，货所以资民用?！闭庖馕豆也瓶馐枪驳?，而不是私人的，君主只是负责管理而已。从根本上说，国家财库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。丘濬认为，“古者藏富于民，民财既理，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。是故善于富国者，必先理民之财，而为国理财者次之?！鼻馂F不仅区分了“理财”与“敛财”之别，还划分了“为民理财”与“为国理财”，强调富民是富国的重要基础，“为民理财”具有优先地位。君主的职责是为民聚财，而不能肆意挥霍，更不能占为己有。丘濬还强调，统治者要善于理财，就应该遵守“絜矩之道”、贯彻“以民心为己心”的理念。推而广之，统治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、天下太平，就应该领悟和践行“以民心为己心”的精神理念。这既是丘濬理财思想的核心理念，也是丘濬民学思想的生动体现。
二、改革科举，选任贤能
要想惠民利民、为民造福，就必须改革科举、选任贤能。科举考试本身不能培养人才，但考试内容对于人才培养具有重大影响。苏东坡反对王安石把诗赋改为经义的科举改革，他说：“自唐至今，以诗赋为名臣者，不可胜数，何负于天下，而必欲废之!”而丘濬赞同王安石的科举改革，认为“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”。
科举改革涉及到科场文风问题。丘濬赞同苏东坡关于改革科场文风的意见。他引用苏东坡的话说：“愿陛下明诏有司，试之以实学。博通经史者，虽朴不废;稍涉浮诞者，虽工必黜。则风俗稍厚，学术近正，庶几得忠实之士，不至蹈衰季之风?！倍源?，丘濬完全赞同。他指出：“文章关气运之盛衰，而科场之文为甚。盖科场之文，乃一世所尚者。上以此取人，以为一代辅治之具;下以此为业，以为一生进用之阶，非徒取其能文而已?！鼻馂F认为，明代科举考试命题存在很大弊病。他批判说：“其初场出经书题，往往深求隐僻、强截句读、破碎经文，于所不当连而连、不当断而断，遂使学者无所据依，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。顾其纲领体要处，反忽略焉?！庇懈杏诖?，丘濬提出了改革建议：“所命题，必光明正大、切于人情物理，关于彝伦治道者。”对于试卷答案问题，丘濬和苏东坡一样，都反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言(即《三经新义》)作为标准答案。丘濬还批评明代科举考试“专主一说”的弊端，不仅有悖真理，而且败坏士风，谬种流传，影响深远。丘濬主张答案不必专主一说，只要言之有物，持之有故，与理相通，即可录取。
关于人才选任问题，丘濬与苏东坡一样，反对那种论资排辈的用人方式。他批判指出：“贤才伏于下者，资格碍之也;职业废于上者，资格率之也;士之寡廉鲜耻者，争于资格也;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，资格之人众也;万事之所以刓弊、百吏之所以废弛、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，皆资格之失也?！逼咀矢裼萌?，年深日久，就会导致“衰老之人”充斥官场。丘濬指出：“衰老之人布满天下，而欲事理民安，难矣。事不理、民不安，乱亡之兆也。且国家养士，将何为乎?为乎民而已。”可见，凭资格用人严重违背了“养士为民”的本意。那么，怎样考核人才?苏东坡提议：“方今之便，莫若使吏六考以上，皆得以名闻于吏部?！蚍ㄕ?，存其大纲，而其出入变化，固将付之于人?！倍源?，丘濬评论说：“由是观之，人固不可以不任，而法亦不可以不定。……不用资格，所以待非常之才、任要重之职、厘烦剧之务;用资格，所以待才器之小者、任资历之浅者、厘职务之冗杂者?！?/font>
苏东坡还认为：“夫天下者，非君有也，天下使君主之耳。”此处所谓“天下”，是指公共权力(即政权)。它不是君主的专利，只不过是天下人把这种权力暂时让君主来掌握而已。从“公天下”的理想愿景出发，苏东坡希望君主用人能够做到“与民同欲”。丘濬赞同苏东坡这种“公天下”的理想愿景，他引用《礼运》的原文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?！比缓蟛退担骸胺踩舸苏撸堑宓凼蔽?，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?！鼻馂F还强调说：“惟公惟明，不偏不党，则国家有得人之效。事妥民安，而制治保邦之本立矣?！庇Φ笨隙?，只有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，做到“惟公惟明，不偏不党”，才能真正有“得人之效”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只有用人得当，才能为民造福，才能赢得民心。
三、广开言路，达成“国是”
苏东坡认为，君主治国理政，必须敬畏上天、敬畏民意，应该“以天为心，以民为师”。如何做到这一点?最好的途径就是广开言路，鼓励进谏。苏东坡指出，“方今天下多事，饥馑盗贼，四夷之变，民劳官冗，将骄卒惰，财用匮乏之弊，不可胜数。而政出帷箔，决之庙堂大臣，尤宜开兼听广览之路，而避专断壅塞之嫌，非细故也?！闭堤煜露嗍轮?，内忧外患，民生维艰，就更应该谦虚为怀，广开言路，而不能专断独裁、禁锢民意。
丘濬赞同苏东坡的上述观点。他指出，凡是卓越帝王都是虚怀纳谏，以言资政。即便是“百工之人”的意见，也不敢怠慢忽视?！案前俟ぜ家罩?，至理存焉，理无往而不在，故言无微而可忽也。”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，也是广开言路的哲理基础。丘濬认为，秦朝的“诽谤妖言”罪是造成秦朝暴亡的关键原因。汉文帝废除秦朝的“诽谤妖言”罪，加上汉文帝本人“好言纳谏”，从而成就了汉文帝的明君形象。后世许多君主达不到汉文帝的高度，又恢复“诽谤妖言”罪。这是重蹈暴秦的覆辙。
丘濬认为，一个国家的重大忧患表现在：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，而君主浑然不觉;人臣虽然预感国家危亡的灾祸临头，却不敢明言。为避免这种忧患发生，丘濬建议说：“为人上者，诚能广陈言之路，弘容言之量，言之善者有赏，言之非者无罪，当言而不言者有罚。”丘濬认为，广开言路，虚怀纳谏，这是国家“治安之原、太平之基”。为此，丘濬提出了广开言路的诸多渠道：“或为之科目，如所谓直言极谏者。或为之设官，如所谓拾遗、补阙者?；蛞蛟猪蚨纶郧?，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?；蛭侄灾?，使人人得以自达?；蛏璧俏胖模故率碌靡陨衔?。”这一切都是为了充分征求民意，使方针政策顺从民心，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。
自秦汉以来，君主都希望统一思想道德，这与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是相矛盾的。苏东坡认为：“天下之理未尝不一，而一不可执?！碧煜峦蛭镏砉倘淮嬖谀持滞骋恍?，但却不能人为地把某种理论定于一尊。苏东坡指出：“凡有心者，虽欲一，不可得也?！の┪扌墓室?，一故有信，信故物知之也易，而从之也不难。”凡是人为刻意地追求统一的，最终都是徒劳的。只有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，才会存在客观的、真实的统一性。而万物也会自然地遵循这种统一性。北宋熙宁时期，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企图统一思想和道德风俗。王安石主编《三经新义》，作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。苏东坡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，它束缚、禁锢了士人的创造性思维，导致文学、文化不如昔日繁荣。在他看来，自由是文学创作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源泉。
丘濬也批评王安石的上述做法，他说：“自作三经，专用己说，欲以此一天下士子，使之遵己，固无是理?！辈还?，丘濬也重视儒家关于“大一统”的思想传统。对于董仲舒的“大一统”论，丘濬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他说：“仲舒首以是为言，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，于是罢黜百家，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。”那么，如何统一社会思想道德?丘濬认为，应当用所谓“国是”来统一思想。他说：“众人以为是则是，众人以为非则非矣。合天下之人之言，咸以为是，而不非之者，是则所谓国是也。因时随事，择其可否，权其轻重，而必原于天理之正，合于人心之安，斯则所谓国是者乎!”这段话可以概括为几个要点：其一，“国是”的基本内涵是“合天下之人之言，咸以为是”;其二，“国是”的形成过程是“因时随事，择其可否，权其轻重”，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教条主义;其三，“国是”的根本原则是“原于天理之正，合于人心之安”。总之，所谓“国是”，乃是国人的共识。
四、人法兼济，德刑相辅
“人法兼济，德刑相辅”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，即人的能动性作用与法律的规范性功能互相配合，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。诚然，无论是苏东坡抑或丘濬，“人”与“法”、“德”和“刑”并不是完全等量齐观，而是各有侧重。他们均突出“人”的主体性与能动性，强调德主刑辅、以刑弼教。
苏东坡认为，“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，则天下安?！比绻擞敕ú荒苄髋浜?，就会出现一种很糟糕的局面，所谓“夫人胜法，则法为虚器;法胜人，则人为备位”。“法为虚器”是指法律不能起到应有作用，形同虚设;“人为备位”是指不能发挥人的积极作用，聊以充位。苏东坡指出，“夫天下有二患，有立法之弊，有任人之失?！逼渲?，“立法之弊”又称“任法之弊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其一，死守法律条文而不懂得变通;其二，让小人钻了法律空子。苏东坡认为，较之“任人之失”，“立法之弊”的负作用更大一些。那么，造成这种任法之弊的根源是什么?苏东坡指出：“任法生于自疑，自疑生于多私?！本鞯淖砸珊投嗨绞侨畏ㄖ椎母此?。这是由“家天下”的本质所决定的。从“家天下”的实际出发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“人法互济”。
丘濬继承发展了苏东坡的上述思想观点，他说：“为治之具，在人与法而已。”他强调“老成之人”和“见成(即“现成”)之法”。丘濬与苏东坡一样，都对王安石“骤用新进，轻变旧法”持批判态度。丘濬认为，“立天下之法”必须遵循一条基本原则，即“上稽天理，中顺时宜，下合人情”。立法必须遵循治国理政的固有规律、顺应时代潮流、符合民心所向。丘濬又指出，光有良法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秉公执法之人。他认为：“狱所以不公者，外为权势之嘱托、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。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，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?！痹谇馂F看来，要让法官秉公执法，首要条件就是君主及其重臣不能暗中干预司法。其次则是法官具备“存心敬畏、秉性刚直”的素养。
关于“德刑相辅”问题，苏东坡主张德义在先，刑利在后。即以德义为主，刑利为辅。简称“德主刑辅”。对于《尚书》所谓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，苏东坡评论说：“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;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?！嗜士晒?，义不可过也?！闭舛位耙彩峭瞥绲轮餍谈?，而反对滥用刑罚?；诖?，苏东坡对宋神宗说：“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;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?！本龆ㄒ桓龉掖嫱觥⒗ざ痰墓丶蛩?，并不在于军事上的一时强弱，而在于道德风俗是否优良深厚。
丘濬赞同苏东坡关于德主刑辅的基本观点。他指出：“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此万古圣人制刑之本意也?！庇炙担骸袄窭中陶渲乱灰玻赜欣窭忠晕陶?，则政事之行、刑罚之施皆本乎自然之理，以立为当然之制，使民知所避而不敢违?！鼻馂F认为，“德、礼、政、刑”是治国理政的四种基本方式，凡儒家经典所载为治之道，都没有超出这些范围。他指出，“孟子曰：‘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?！姓潭薜吕瘢俏酵椒?有德礼而无政刑，是谓徒善。为政之道，于斯四者，诚不可以缺一者也。”所谓“四者不可缺一”，就是强调它们相辅相成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。在这个整体中，以德礼为本、政刑为辅。这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必然体现。
五、巩固国防，反对黩武
苏东坡在《策别》《策断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“巩固国防、反对黩武”的思想观点。出仕以后，又时常在奏议中论及巩固国防、反对黩武的问题。丘濬在《大学衍义补》的“备规制”“严武备”和“驭夷狄”等专题中，从不同方面论述了“巩固国防、反对黩武”的问题。其中，丘濬评述了苏东坡的许多相关思想观点。
首先，关于国防的宗旨问题。苏东坡指出，“凡举大事，必顺天心。天之所向，以之举事必成;天之所背，以之举事必败?！彼健氨厮程煨摹?，就是卫国安民。丘濬也说：“为天下者，制师以立武、立武以卫国、卫国以安民?！逼浯?，关于军队的组织问题。苏东坡在《进策》中探讨了汉、唐、宋三朝之军队组织的演变。丘濬认为，苏东坡对于汉、唐、宋军制之得失“了然明白”，并评论说：“宋之禁军，不如汉之践更，汉之践更，不如唐之府兵。三代之制不可遽复，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、以省国费，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。”据此，丘濬提议：“请于国家常制之外，于京畿之中，别为寓兵之法，用唐人之意，而不泥其故迹;因今日之便，而不变其常制?！痹俅?，关于将帅的选任问题。苏东坡和丘濬都讨论了《左传》所记载的楚成王派子玉率兵围攻宋国的历史事件。他们都认为，楚成王和子文均不了解子玉的为人，可见“知人诚难也，而知将为尤难”。在他们看来，优秀的将帅必须文武兼修、刚柔并济，其所率军队才是文明之师、威武之师。第四，关于军队的训练问题。元祐八年(1093年)，苏东坡被贬到定州任知州，注重整顿军队、加强备战。丘濬赞同苏东坡的这些举措，由此对照明朝的国防形势，因承平日久，百事废弛，他强调：“此正居安思危之日，思患豫防之时也?！币虼吮匦胱帕φ倬印⒖炭嘌盗?。
苏东坡反对穷兵黩武。他认为，好战是导致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。他列举了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、唐太宗等四位帝王由战胜而走向衰亡的例子。鉴于战争可能导致后患无穷，苏东坡劝诫宋神宗“绝意兵革之事，保疆睦邻，安静无为，固社稷长久之计”。
丘濬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。对于汉武帝命令卫青出击匈奴，丘濬评论说：“自是穷兵黩武，出塞穷追，虽能制胜快意于一时，然中国之人民死锋镝、膏野草亦多矣?！鼻馂F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国，不仅依赖军队威武，更依靠道义服人。立足于“平天下”的胸襟和视野，丘濬主张对“中国之民”和“外国之民”一视同仁。他指出：“圣人一视以同仁，兼爱夫内外远近之民，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?！彼幼潘担骸耙蝗酥婪瞧涿?，岂非君民者之罪乎?用是兢兢业业，深思远念，非为民而不轻用人之命?！惫坦赖母咀谥际俏吮＜椅拦?。若是好大喜功，痴迷于开疆拓土，而不惜穷兵黩武，就不免本末倒置、背离初衷了。总之，反对穷兵黩武，这是丘苏二人的民本思想的必然体现。
六、结语
苏东坡向宋哲宗坦言自己治学的“初心”是“以及民为心”。所谓“及民”，即惠民利民、为民造福。丘濬向明孝宗自述治学的宗旨是“留心于扶世”。所谓“扶世”，即济世安民、为民造福。此即“丘濬精神”。从“东坡初心”到“丘濬精神”，可谓魂脉相连、一以贯之。他们秉承“以民心为己心”的精神理念，以民本思想为基石，以为民造福为宗旨，先后提出了“共理、共成、共享”的治国理念，主张一切治理实践都应以惠民利民、民生福祉为依归，故其政治思想可称之为民学思想。苏东坡和丘濬的民学理论蕴含许多思想精华，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国式民主、贯彻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。
(作者李英华，系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